今年初，來自湖北的老板段衛華，把他原來位于深圳寶安西鄉的線路板工廠搬到了武漢。
他深圳的那家工廠其實才投產6年，租用的是一座共5層樓的居委會的集體廠房，多數時候工廠有500名工人。每年的營業收入超過一億元。像段衛華這種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工廠在深圳有很多，它們目前共同面臨市場萎縮以及原材料價格提高、人力成本上升等壓力，如果是外貿企業，利潤還會受到匯率變化的影響。
環球市場(GMC)營銷總監魏濤告訴記者，總體來看，目前外遷的情況是多了一些。但更多的是，企業老板不約而同地想著搬遷的問題，只是像段衛華這樣最終行動的，則還需要決心。
香港貿易發展局副首席經濟師邱麗萍稱，“現在港資企業主都反映，(維持經營)很辛苦，營商環境惡劣。內地經營成本越來越高，請人困難，比2008年更惡劣。2008年的時候業績下跌得快，但恢復也比較快。但現在，不知道不好的時期什么時候到頭。”
相對而言，最讓段衛華受不了的卻是工人隊伍的穩定性太低。勞動力成本提高和結構性的工荒長期存在，這使得段發現招人不僅越來越貴，留住他們也越來越難。
經過一番思考，段衛華決定把工廠遷到老家湖北省武漢市。他說，深圳物價太高，老板們都很難買得起房，更何況是工人，這讓工人對深圳沒有歸屬感，也是工人流動性大的重要原因。而把工廠搬到湖北，將更多地招收湖北本地的男女青年，不僅人力成本相對較低，對穩定員工也有幫助。
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，工人的意識、政府的效率、市場的配套都和珠三角大不相同。
在段衛華看來，從長遠來看，搬離珠三角是正確的。“現在很難確定這么做值不值”。
香港工業總會今年5月對會員中的珠三角港資企業進行調查顯示，有15%表示會搬遷到外省和中西部地區，到東南亞或其他地方約占一成。
魏濤認為，沿海城市人力成本的上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，放在2005-2007年間，人力成本上升一些對企業來說，壓力不算大。但在目前形勢下，人力成本上升會嚴重吞噬企業利潤，使得企業難以生存。
這是因為現在企業面臨的國內外壓力和5年前已經完全不同。魏濤舉例說，以前第一季度往往是圣誕禮品訂單集中確定的時候，但今年一季度的圣誕訂單出現了嚴重下滑，有些品類的訂單甚至出現50%的下滑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企業不能忍受成本遞增。
中小企業必須考慮開源節流，但原材料成本他們影響不了，管理成本也幾無壓縮空間，中小老板們只能去降低人力開支。那就只能到人力成本較低的內地或國外。
邱麗萍說，工廠外遷的情況要分兩個方面來看，一是規模較大的、有實力的工廠。這部分企業可能會積極地去國外考察，考慮分散投資，這類企業也通常是人工密集、產業鏈短的。第二類是占大部分的中小型企業，他們擔憂的是怎樣找客戶訂單，而外遷不是“搬遷”，它涉及到工人的處理、資本籌集、工廠配套等。“現在中小型企業吃了上頓愁下頓，怎么考慮搬遷？所以持觀望態度的居多。”
事實上，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，珠三角臺商就曾有過一股遷往東南亞的潮流，但是不久后又紛紛遷回來。前不久，深圳臺商協會會長張周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，深圳臺商目前也有強烈的外遷沖動，但由于上述風險，且擔心錯過未來幾年國內市場的暴增，大多數選擇了堅守。
多數企業即便把工廠外遷，也不會真正離開珠三角等沿海城市。例如段衛華，雖然工廠搬去湖北，但他的手機號碼還是深圳的，人也經常在深圳活動。
魏濤說，很多企業的外遷，一般先是在外地開分廠，或者將一部分工廠轉移，深圳會慢慢被當作一個人才培養、倉儲物流等方面的地方。
“外遷的企業是出于分散生產基地的目的，將一兩條生產線先分出去。由于他們的原材料采購還是需要依賴珠三角，產品出口也需要方便的交通和配套，所以這些企業多遷移到珠三角周邊，例如廣東東西兩翼、湖南、江西這些地區。”邱麗萍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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