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大地震后，尼康等日本電子制造商已經聲明，在馬來西亞、泰國、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增加產能。日本的此次產業大轉移，中國內地雖作為日本海外最大的產品銷售市場，卻被戰略性排斥在外。
進入4月份以來，中國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不約而同地做了一件事：針對日本震災開展了專題幫扶活動，穩定日資企業的生產經營，增強其日本總部對繼續在該市擴大生產的信心，為爭取把相關生產環節轉移過來做鋪墊工作。
事實確實如此，地震以后，日本加快了在全球的產業布局。地震之前，全球微處理器大廠瑞薩電子公司已計劃在2013年前將晶片生產外包比率由之前的8%升至25%，大部分下單給日本海外晶圓廠，該公司現在打算進一步提高外包比率。瑞薩表示，正洽商將車用微控制晶片的生產交給全球晶圓公司(Global foundries)的新加坡廠。
尼康正在與NotiON VTEC公司商討將仙臺工廠的生產轉移至馬來西亞的計劃。尼康仙臺工廠曾主要生產旗下高端數碼單反相機，但在“3·11”大地震中遭受破壞并已關閉停產，Notion VTEC公司目前主要生產相機電池、鏡頭卡口及鏡頭內桶等零件。
日立顯示器將增加委托給臺灣奇美電子的生產外包量。之前，日立一直委托奇美生產平板終端使用的中型IPS液晶面板，今后將會增加智能手機使用的小型IPS液晶面板。可以看出，中國內地并沒有在日本產業轉移的第一陣營內。日本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認為，中國不會成為日本產業轉移的最大受益者，“在日本人的潛意識里，想到中國就想到‘污染’、‘腐敗’這樣的詞，不是友好的。”
和美國的“金融立國”不同，日本強調“產業立國”，更加注重制造業的發展。日本的產業轉移已經進行了二三十年，但是分析日本的產業轉移特點，可以發現日本的本土企業處于產業鏈最上游，掌握著最先進的技術和產品；在此基礎上向中國臺灣、韓國等國家及地區轉移產業，為日本技術做配套服務；而產業鏈的下游如組裝等則轉移到中國等具備廉價勞動力的國家。這種模式被稱之為“雁行方陣”，日本本土企業始終占據雁頭地位，中國內地更多的扮演了雁尾角色。
在面臨長期的被迫轉移時，日本企業會從戰略的高度系統地考慮這個問題，根據每個產業的不同特點、競爭優劣勢、市場容量等因素做出新的布局。比如在液晶面板的替代上，京東方副總裁張宇認為日本不會選擇韓國，韓國在液晶領域已經超過了日本，所以日企未來會更側重在臺灣和中國內地發展。而這些轉移戰略則更多是以市場為目標的。
“中國的仿制能力那么強，如果搬到中國，一是產品質量無法控制，二是核心機密可能泄露。目前看，尼康的高端產品不會遷往中國，而是會遷往馬來西亞。” 一位數碼產品領域的資深人士分析說，中日兩國關系敏感，也使得日企在往中國轉移的時候有所顧慮。
而更讓人嘆息的是日本此次產業轉移所即將涉及的高端制造、研發及供應鏈管理等環節，都是中國內地市場一直希望引進的，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也為此做了許多努力。
戰略性避開中國布局，反映的正是日本在其產業規劃過程中最深刻的考量，不能失去中國市場，所以圍繞著中國周邊布局；不能放棄日本制造的高端定位，所以不能把產品打上made in china的標簽。中國制造升級被寄望很高的促進因素之一就這樣眼睜睜地溜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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